这年代衙门收粮，粮食进了官仓就不准农民上手了，美其名曰要防止农民在过程中做鬼，所以不准农民将粮食装在袋中，必须要用木斗装着，由衙门中的公人抬送。
然后县衙里头抬粮食的力工动手时就跟手没力气似的，抬两步绊一跤，边抬边洒，放到秤上时又怎么都放不平，时不时生气的踢上几脚，就这么又洒又踢，一斗粮食在这几十步路距离内居然能消耗掉小半升。
这些落在地上的粮食扫巴扫巴，全都进了衙门吏员自己的腰包。
而如果把收粮变成收钱，许多操作都难以进行。
徐光启知道县衙里头肯定不愿意收钱，今天县令之所以跑出去就是为了不自己出面，让这些手下小鬼来对付王文龙。
他很好奇王文龙要怎么办。
王文龙听见县丞和师爷的话笑了笑，直接说：“徐藩台今年正要推广红薯，若是紧挨着福州的福清县都推广不出去，那藩台大人可是要发火的。”
他顿了一顿，看向两人，就见两人的神情已经有些害怕。
“你们要条陈，我回去就向大人讨一份，不过那时须是要详详细细的把过程写来，毕竟藩台大人的脸面在那里不是？若是肯听我的劝，这份笔墨还是不动的好，如此县中火耗上还能多收着些……你们看是要写不要写？”
所谓火耗就是朝廷把杂样银子融成统一的官方银锭时出现的损耗，这也是衙门收税可以中饱私囊的地方，只不过出息远没有直接收粮食那么多。
范县丞和福清县的钱粮师爷两人都是一愣，接着连忙一起说道：“还请王先生劝大人莫动笔墨，事情也许有转圜余地！”
听王文龙的意思，徐学聚是铁了心要在福清种红薯，如果徐学聚不落笔下条陈，他们改收粮为收钱起码还有操作余地，而如果福清县真要和他顶牛，拂了徐学聚的面子，到时候他下的条陈定然极其严苛，收银子时可能连多余的火耗都收不到多少。
两人只能同时退步，心中哀叹怎么徐学聚偏偏要在今年推行什么新作物。
王文龙一笑，起身亲自给两人敬酒。
王文龙在席上就和县衙约定好张家的土地用银钱交今年的粮赋，又说好今年收的火耗比例。
几人走出县城，张航和他的叔叔连忙一起对王文龙行礼，张航的叔叔更是感激说道：“王老爷仁义，张家没齿难忘！”
王文龙摆摆手，嘱咐张航如果福清县后续还来刁难，可以到福州府去找他。
回去路上徐光启、陈经纶和邓志谟都为此事感到高兴，唯独王文龙感觉有些不是滋味。
王文龙真不是想帮张航这个大地主的忙，只是张航手下的土地横跨两个村子，如果不帮张航减少税收，他手下那两个村子土地上的农民全都没有办法种红薯，明年碰到饥荒真要饿死人。
而悲哀的是，他这一把虽然搬到农民，但真正最大受益者却是张家，经过明年的灾荒，只怕广种红薯的张家又能够收购更多破产者的土地，福清县的土地兼并情况肯定更加严重。
在马车上，王文龙一直看着窗外默默不语，他想到了王朝周期率，土地兼并到了此时已经不可能改变，除非改天换地。
想要改天换地，起码要有一个新的阶级崛起，要不然不过也就是明清易变这种一群地主推翻另一群地主的封建王朝循环而已。
他想到了马哲，想到了自己在政治哲学课上学的那些东西。知道改变大明的周期率，只有依靠工业革命。
大明可能自己诞生一个工业革命吗？说实话，即使有自己这么一个穿越者，王文龙也没底。
中国本土诞生的最类似于资本主义是大生产方式的东西是清末自贡的盐井。
自贡原本也只是天下产盐地中一个地理位置较好的地方而已，所产出的井盐比起两淮海盐并没有多大成本优势。
直到清末太平天国起义，两淮盐场全部被太平天国控制，整个清朝都在缺盐，于是部分放开了民间食盐流通，在大清庞大市场的刺激下，自贡自发形成了一套资本主义投资生产模式。
百姓通过自贡本地商会间类似银行的机构借款用于工业大生产，革新技术。
于是渐渐出现了类似于董事会制、采盐技术研发机构、风险投资、对赌协议、股权市场、期货等等东西。
活跃的市场使得自贡盐业的生产效率越来越高，单位成本越来越低。
到后期自贡盐井能打到上千米深，卤水通过复杂的竹管系统跨过几座山运输下来，到天然气火井中烧煮，还有配套地层注水溶盐技术、天然气开采技术……在本土科技加持下居然把自贡井盐的成本打到可以和天然晒出来的海盐相抗衡的程度，完全是一个欣欣向荣的资本主义初期的样子，而且还是在中国的内陆自发产生的。
但也正是知道这个少见的本土资本主义经济范例的发生背景才让王文龙越发感觉没底。
自贡盐井的开采历史已经上千年，却直到清朝末年才出现了大规模工业化的苗头。
也就是说如果当时清王朝不是如此虚弱，自贡盐井根本就没有发展起来的机会，传统的盐业垄断制度，再把层层的关税一加，自贡的商业模式直接就会被逼垮。
清王朝能够维持靠的是外国殖民者乐意留着这么一个会不断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腐朽王朝，所以不断主动给清王朝提供洋枪洋炮，鼓励清王朝出卖本国权益向外国银行借款，买武器打击内乱。
放在其他时代，中原王朝如果虚弱到清末的程度早就天下蜂起了，哪里有自贡盐井稳定销售的市场？
历史上明末中国有开眼看世界的机会，但是并没有多少成功的尝试。
当历史重来一遍就能够成功吗？
王文龙心中实在没底。
回到书房，王文龙思索良久，由衷想要推这个时代一把。
他又决定写书。
马哲对于此时人来说太遥远也太高深，没有经过殖民时代和前工业化时代的人也根本没有办法理解。更何况那些过于超前的思想写出来，肯定给自己找麻烦。
思索良久，王文龙摊开稿纸，写下大大三个字：国富论！
马哲写不了，但指导了整个古典经济学的圣经《国富论》写出来还是没问题的。
就如《天演论》一样，《国富论》只是冷静的讨论客观的规律，并没有涉及什么朝堂斗争，想来似乎比《天演论》都更加安全。
也正因为《国富论》讨论的是客观规律，所以把这部作品抄出来时主体内容都能不变，只要把一些例子改成此时人可以理解的例子就行。
这种作品显然并不适合即将发行的《旬报》，王文龙觉得把这书稿写出来之后寄给袁无涯或许能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