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国家想要融资只有三条办法，一条是通过发行主权货币，弄出适量的通货膨胀，凭空变出资金；第二条是扩大税收；第三条就是国债。
发行货币，大明的钞法早就给玩烂了，现在已经进入银本位，白银的来源还是从海贸中获得，发行主权货币敛财想都别想。
至于扩大税收，在前世历史上大明也试行过，结果是造成民变四起。
大明的税收体系实在太过于低效，经过万历皇帝这么多年的懒政，已经重疾难返，即使此刻开始扩大税收，能收到国库的钱，不知道有没有二分之一，百姓痛苦感却无比强烈。
最后就只有国债这一条路。
大明的盐引、茶引利润也有可见的增长天花板，根本承担不起多大的融资，而基于利润几乎无限的对外贸易所发行的船引自然成为国债最好锚点。
这三条建议都是王文龙反复思考之后得出来的办法。
大明的框架已经十分脆弱，根本经不起大刀阔斧的改革，必须要获得足够的海外利益之后，才能够对内动刀，东林党人内斗的办法，只会把原来的框架弄得更惨。
这次王文龙被逼迫主导上书，想来想去便正好用这次机会将自己为大明想道的道路全部说出。
王文龙知道这些道路肯定不能符合所有人的想法，但是至少能够获得一些商绅阶级的支持。
如此一来，东林党也只能捏着鼻子吞下，他自己也能够交差。
而最后，这次浩浩荡荡的常州会讲结局似乎也和他所预料的差不多。
东林党捏着鼻子认了王文龙的文告，还让常州诸生在上面签字，但是送出书信之后，东林党便仿佛没有主导过这件事一般，再也不提起王文龙的上疏，甚至悄悄压下王文龙这三条建议，使之不要大规模传播。
可是常州文会的阵仗弄得太大，当天到场的就有三百多人，王文龙的主张还是很快被南直隶仕商讨论起来。
大家普遍觉得王文龙的主张听起来虽然没有东林党所提的要求那么爽，而且一些文人还不断说王文龙的不是，但一些商人却认为这是听起来更可行的方法。
而真正最为高兴的乃是常州知府欧阳东凤，他原本以为东林党要上一封言辞激烈的上疏，虽然同意帮忙，却是心惊胆战。
直到他拿到签满常州诸生名字的王文龙文章，欧阳东凤看了一阵，目瞪口呆之后便是大喜过望。
这篇文章递上去肯定不会让太监不高兴，甚至就算皇帝看到也不会有多反对。这一下他作为常州知府要担的压力就小了许多。
在常州做官难啊，欧阳东凤甚至心想如果常州的读书人都是王文龙这样就好了。
……
常州会讲的第二天，王文龙和叶成学一起回苏州。
高攀龙和顾宪成前来相送，薛敷教等人还和王文龙讨论了他主张的背后理论。
东林大佬中比较客观的薛敷教最后虽然不完全认同王文龙的想法，但也不得不承认王文龙的说法有些道理。
至于安希范等人，也不知是生气不想来，还是想对王文龙动手所以被高攀龙等人劝在了家里，反正从头到尾没有出现。
上了船，王文龙对叶成学笑道：“汝习似乎对我颇有不满？”
叶成学抬头看他一眼：“建阳这次又诓我甚苦。”
上一次叶成学参与写《天演论》就让他被老爹叶向高给骂的不轻，而这一回带王文龙去常州，叶成学是好意，但这次他肯定回去又得挨老爹的骂。
叶成学此时已经当官，虽然他那个尚宝司丞去干不去干都没事，但行事谨慎许多，却没想到自己只是从中做个中介都会招来霉运。
听着叶成学的话王文龙哈哈大笑。
“汝习难道要我做逆心之言哉？”
叶成学也是看过《国富论》底稿的，早在王文龙和薛敷教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其实他就明白了王文龙的意思，思索一番只能点头。
他又提醒王文龙说：“建阳这些建议要实行只怕千难万难。”
王文龙点头同意：“但话总要说吧。”
这上书之中的内容会不会被执行，王文龙根本就不抱希望。
这三条办法说来简单，但实际上想要完成任何一条都肯定要经过相当长的斗争，十年之内恐怕都看不到曙光。
关键是万历的性格太完蛋了。
万历是享受型人格，捞了钱目的是自己花，不像徐光启是创业型人格，捞钱的目的是挣更多钱，只有像徐光启这样的人才可能为了挣更多钱所以去冒险，万历则只会选最轻松的道路。
万历那货连和文官斗都没兴趣，王文龙根本不奢望他能够，有雄心壮志开拓这样庞大的事业。
但是总要有人首倡其义，而想来想去王文龙感觉也没有比在这次常州会讲更好的机会了。
会讲之后常州的热烈议论起码证明这次之后这些道理能被常州仕商讨论起来，余波能有多远王文龙也无法掌控。
事实上王文龙比较悲观，毕竟他知道这一次各地的上疏万历将会全部不管，甚至万历在年底还再次出手，将得罪税监太监的地方官整倒一批。
王文龙觉得自己这次引起风波就将截止于此――这时的王文龙觉得这次他的上书能不能被万历看见都是个问题，也根本就没有多想万历真看到这篇文章能造成怎样结果。
……
袁无涯在参加完吴山文会之后不久就去了河南，一方面是去看望李贽，另一方面则是想去看看甲骨文的挖掘情况，再探听一下王骥德有没有写出什么新曲谱，这两者都可以出几本好书。
离开苏州之前，王文龙用小半个月时间闭关突击终于写完了《国富论》底稿。
袁无涯还在河南逗留，但王文龙早和袁无涯说好了《国富论》出版的事宜，于是便将稿子留在徐树丕家中，请他在袁无涯回到苏州时将书稿送给他。
万历二十八年六月末，就在欧阳东凤把王文龙的文章递上京师的时候，王文龙也带着席浪仙离开苏州。
这一年的夏天极其炎热，说是赤地千里也不为过。
好在去年推行新作物有所成就，今年入夏之前，福建各地都试种南瓜红薯，红薯粉有了销路之后，一些地方官也捏着鼻子认了薯农将卖红薯粉所得的钱财用于粮税的办法。
虽然红薯和南瓜的种植面积远远没有达到前世福建的规模，但是总是有比没有好。
七月，王文龙顶着酷暑回到福州，一进入筹备中的《旬报》报社，邓志谟就领着一个留着小胡须的年轻人走来：“建阳，我给你介绍《旬报》时事版编辑。”
王文龙见到这人就是眼前一亮，惊喜道：“莫非绍和先生有心加入《旬报》？”